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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阴影下的高校大学生:男同、一夜情、尴尬的隐匿生活

江湖内幕2019-07-05 04:38:53


近日从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处获悉,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

李维(化名)

染病原因:发生男男性关系

确诊时间:2015年1月

两道杠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

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

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个血吧。”

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回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

“我也不怨他,要怪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怒火渐消。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

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保送到北京某著名高校读研。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毕业旅行。

青年旅馆里的一夜情

青年旅馆里,李维和另外一个男生入住同一房间。

男生二十三、四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

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套,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

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

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

每次取药后先把药盒扔进医院垃圾箱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李维总是把药盒仍在医院垃圾桶里。

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李维曾在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李维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

李维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

服药时,李维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11月27日,北京地坛医院内的红丝带之家。为了方便不愿暴露病情的患者丢弃药瓶包装,红丝带之家专门设有药瓶回收箱。卢淑婵摄

无论多优秀,找工作也过不了体检关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李维想的最多的是就业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就业面限制在对口专业上。

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

已保送研究生的李维曾犹豫放弃读研,因为出来也可能碰壁,还不如本科毕业找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开始学习新技能。”

张明(化名)

感染经历:吸毒后发生男男性关系

感染时间:上大二时

没有毒品,也不会发生关系

张明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

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

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

“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张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

张明所指的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

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有新型毒品RUSH。

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染病后也没停止和别人发生性关系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是否感染艾滋病一无所知,有人甚至在感染后隐瞒病情,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张明呈现出明显裂变。

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据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

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

如今,面对死亡,他已不以为意,只希望在死之前把弟弟抚养长大,算是对父母尽孝。

林林(化名)

女,25岁,南方人

因外伤感染

同艾滋病感染者相恋,今年5月结婚。

染病后偷偷离开前男友

毕业后的一次偶遇,林林和大学同学确认了恋爱关系。

交往三年,即将谈婚论嫁,林林偶然查出感染艾滋病,“可能是一次意外的伤口创伤。”

拿到检测结果,男朋友在地坛医院停车场又跳又哭,无法接受。

一次长谈后,两个人抱头痛哭,男友突然说:“林林我们结婚吧。”

林林异常震惊,但她不想拖累对方。一星期后,林林趁着男朋友上班,把所有东西都搬走,换了新电话,并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和以往的世界告别,林林决定独自开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从病友到恋人到夫妻

常去地坛医院拿药,林林认识了红丝带之家志愿者路姐。

热心的路姐开始帮林林张罗男朋友。于是把双方微信发给彼此,张海和林林两条互不交叉的人生开始有了关联。

11月27日,北京地坛医院内的红丝带之家。在文化墙上挂有艾滋病文化衫。卢淑婵摄

微信互聊一周后,张海和林林约好见面。

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林林一眼认出了张海!个子高大,西装革履很显气质,正是林林喜欢的类型!

慢慢地,两人开始了解彼此,林林也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接受了张海。

病因一直是两人之间不能触碰的禁区。林林主动提起病因,“两人都是外伤所致。”“这份爱情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重生。”

林林一个月前开始服用之前抗拒的抗病毒药。

2015年春节后,张海随同林林离京前往南方生活。

今年五月份,张海和林林领了结婚证。新生活正在徐徐展开。

张海说,有一定积蓄后,两人准备回到林林的老家生个孩子、开家店,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平凡生活。

浩然(化名)

确诊时间:大二下学期

目前状态:防艾NGO职员

确诊的10天前,他获得航空公司offer

大二下学期,浩然患上性病。

“高中时,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交了第一个男友,后来也和别的人发生过关系。”因为便血,浩然在网上检索到HIV,“我想是不是也去查查。”

2014年5月12日,浩然收到第二轮确诊报告:HIV,阳性。

在检测报告出来的10天前,浩然刚通过第三轮面试,考上某航空公司职员岗位。100多人参加面试,只考上了几人。

浩然上网检索得知航空公司招聘时明确不允许感染者从事该工作。”可浩然还是决定前往航空公司报到。“升飞”是他的梦想。

浩然尽力在琐碎的本职上做得出色。

很快,因表现优秀,浩然升职到更好的部门。三个月后,浩然所在部门要求所有人体检,而此时正好有老空乘退下来,需一批新员工“升飞”。

浩然的努力工作,就是想等到这一天。

但浩然不是不知道“升飞”必须面临HIV检测:“其实一直是自己欺骗自己吧。”在同事准备申请“升飞”前,浩然选择离开,再也不必为“体检”而忐忑。

从艾滋患者到防艾志愿者

离开航空公司后,浩然加入了孟林的NGO组织。

孟林至今已感染艾滋病20年,曾被媒体称之为“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之一。”孟林2005年在佑安医院设立了关于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支持的组织。

11月29日,HIV病毒携带者浩然作为志愿者在佑安医院工作。王嘉宁摄

浩然努力融入新环境中,“浩然”是他到NGO后给自己取的一个新名字--君子善养浩然之气。

“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想给自己寻求一点尊严,也想给和我一样的人带来一点信心。”

浩然在门诊也负责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辅导。

有次浩然接触到一位40多岁的感染者。看到检测结果,无法接受。

浩然拍拍胸脯:“来,趴这里哭会儿吧。”两人都不说话,诊断室只有哭声,近一小时后,男子才止住大哭。后来浩然翻男子病理时才看到:“他身上有梅毒、疱疹等,肺也不好,我很可能会被传染上。”

半年多过去了,浩然习惯了被当作垃圾桶,也学着自我调节。

每天午饭后放一首轻音乐,闭上眼深呼吸享受片刻的宁静。有时在回家路上找棵树,把脸贴在树上,和这盎然的生命聊聊。

大中学生染艾调查:八成是“男同”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

▲11月27日,在红丝带之家,一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接听艾滋病患者打来的咨询电话。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吴尊友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11:1;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

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李维(化名)只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中的一员。

尘埃落定在七个月前。

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个血吧。”

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

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读研。

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提前兑现计划已久的毕业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馆,李维和一个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间。

男生二十三、四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

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维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套,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

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

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

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实上,如李维一样的男性同性艾滋病传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当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传播所占据比例分别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国感染的1.6%。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少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

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所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与李维相比,张明(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

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

“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张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张明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大学生默默(化名)“中枪”则源于他们混乱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时,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

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

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

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

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

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无法监控的感染者再传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无所知,仍在无防护措施下与人发生关系;还有人在明知染艾情况下,继续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张明心态呈现出明显“裂变”。

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

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张彤表示,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检测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前来检测。

“前来检测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占据多数。”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5个。

“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人。”

▲11月27日,北京地坛医院内的红丝带之家。两位大学生志愿者在整理印有“守护天使”字样的志愿者背心。

艾滋阴影下的隐匿生活

自2003年起,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受访者当中大多数感染者仍选择隐匿生活中每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细节。

读研后,有天李维和同学聊天时提起艾滋病。“有人说得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每个人都是谈艾色变的表情,”李维想站起来反驳,但害怕被发现,“我现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纠正。”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李维总是把药盒扔在医院垃圾桶里。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李维曾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别说把药瓶扔了,药丸上的字母都可能会有人搜索,”李维为以防万一,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李维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服药时,李维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谎言来守护内心的秘密。

小张在中部某省一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体检一次,但学校所在城市体检仍需收取一定费用,而北京则全部免费。

为了省钱,小张选择来北京体检。“给辅导员请假,撒谎说有肝病,需要去检查,”小张也给手机设置了闹铃,每到点,赶紧偷偷把药吃了——药盒和药瓶已在北京扔了。

小张努力融入集体,若无其事地和同学一起吃饭、打《英雄联盟》、上晚自习,但仍如惊弓之鸟。

一次,听说学校要体检,小张脱口而出:“会不会抽血?”而在记者采访时,小张也一再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打听:“姐姐,你上大学时体检有没有抽血?”

小张不敢想象被发现后的生活,“我不想被当作‘另类’”。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不敢读研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

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李维想得最多的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就业面限制在对口专业上。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

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

已保送研究生的李维曾犹豫放弃读研,因为出来也可能碰壁,还不如本科毕业找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开始学习新技能。”

陈子亮曾在工作中接触多位大学生感染者,“感染者身份对他们工作影响很大,一是导致就业面狭窄,另外就是工作起步低。”

据悉,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

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对此,前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教授直言,相关用人单位录用标准属于公然违法:“违反就业促进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签署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公约。”

陈子亮介绍,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只能选择做销售工作、开店、或者到私企工作。

“录用标准限制了感染者的就业面,也拉低了感染者人群事业的起点。”陈子亮坦言,很多人只能从底层做起,可能也有人事业不错,但属于少数。

李楯透露,曾接触过有感染者起诉用人单位,但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艾滋病防治的校园尴尬

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300名学生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红十字会学生社团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个班级,“但是和学校谈判结果是不允许,学校的态度是每个班级开始进行类似的培训有强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对艾滋病防治感兴趣。”会长李美含直言。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负责人称,他们会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横幅、发传单、搞讲座,但这些效用并不明显。

学校社团组织有时也开展一些自发形式的讲座,但参与的学生很难超过50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医院一保健医生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在艾滋病日当天开展活动,“通常一个防艾讲座,只吸引七八名学生来听。”

有高校学生社团曾想在防艾宣传上做一些尺度较大的图片,吸引更多人参加,担心学校通不过,因为,前几任社团负责人曾在学校尝试大规模发放安全套,也被学校提醒“收敛”。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高校、中学等将艾滋病知识纳入相关课程。

但记者调查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发现设有“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少有专门的防艾课程设置。

吴尊友建议,面对学生的性教育,应该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

“小学时,应该开始学习男女性别差异等基本性教育知识;中学时,应该学习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护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学阶段,从各个方面进行有个体差异的设立完备的咨询体系。”

“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吴尊友说,只有性教育知识夯实,在特定环境中,比如面对发生性行为的要求,学生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HIV匿名检测包到底有什么用?

清华大学内放置的“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


艾滋病检测包贩售机走进大学校园


正午时分,清华大学学生综合服务楼内人来人往,这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11月13日,一种名为“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的装置被悄悄安放在了这座楼一层的楼道里。这意味着,清华学生通过简易的操作就能检测自身是否得了艾滋病。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只是比一般的自动售货机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点击触屏上的商品目录,前3页都是各种饮料和零食的名字,最后一页的目录中才出现一项“HIV快易检”,用手机支付后便能获得。路过售卖机的学生发现,14日中午12点,该商品显示“已售完”,而它仅仅安装了一天。


清华大学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了解,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中农大、北交大、北理工、北师大、北林大、国际关系学院、八维学校。北语、北外两校今年有望安装,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海淀区内所有高校。


除了海淀区,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于去年安装了同类售卖机,厦门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近年也有同类举措。



艾滋病检测包到底怎么使用?


这种检测包的市场售价298元,但在高校内只卖30元,里面包含使用说明书和尿液采样器,购买者通过自动售卖机购买之后,再把自己密封的尿样放回售卖机的投样箱里,厂家就会看到反馈,派人收回并送到官方指定专业机构检测;购买者会得到一个编码,尿样送回10天后,凭编码就能上网查询检验结果,整个过程完全匿名。


海淀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9月27日至1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大学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未感染)


然而,并非每个送检的人都这么幸运……


杨光(化名):他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三的学生,他是父母的骄傲,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的部长。然而,2015年9月的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他的人生从此被残酷地改写了。


大三上学期,杨光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男生,在跟这个人的交往中,他被感染了艾滋病。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被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他独自去了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他“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雪儿(化名):我今年20岁,在长沙读大二。今年2月,在长沙湘雅医院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一瞬间,唯一的感觉是我完蛋了。


当医生对我说,“确诊你感染了HIV病毒。”我傻了,脑子里有个东西嗡嗡嗡地叫,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无异于是我的死亡通知单。


去年国庆,我与一个男生发生关系,对方一定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想把我也拉下水。在回学校的路上,除了能想到死亡,我脑海里几乎全是空白。我害怕,我怕别人知道了会把我当怪物看,我打算瞒我父母一辈子,我隐瞒身份只为了活下去。


张怡(化名):毕业于山西某高校,艾滋病快速检测中心的志愿者。他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大三学生,名叫刘森(化名)。艾滋病快速检测是用采样棒沾取牙龈的渗出液进行分析,准确性大约在90%以上,所需时间不超过20分钟。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刘森一直紧紧捏着张怡的手,而当阳性的结果呈现在两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号声中,张怡办公室内所有能被投掷的物品都被刘森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张怡一直跟刘森保持联系,督促他吃药,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2016年春节前,刘森突然失联,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两个月之后,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张怡和警察一起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通过衣服口袋里的证件和一双张怡曾见过的皮鞋,刘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法医判断他是病发身亡……


艾滋病,高校的魔咒


“艾滋病”、“象牙塔”,两个词看似毫无瓜葛,如今却被一串串急剧攀升的数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圣洁的高校仿佛中了魔咒,挥之不去,特别是近几年,学生“染艾”人数迅速增加……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较快。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为传播为主,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



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2016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794例,以男性为主,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


广州:从2002年开始发现学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117例,九成都是经同性的性传播感染。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据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


1985~2014中国艾滋病各传播渠道所占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大学校园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高校本为一方净土,学习的乐土,创新的乐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的?


高校染艾者八成源于“好基友”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形势非常严峻。


以广东为例,2002年至2015年,广东累计学生艾滋病病例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83.61%;湖南省从2007—2015年累计报告536例,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



对此,吴尊友分析,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早期对这部分人群不够重视,监测不到感染情况,二是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释放出来,对男男同性性行为感到新鲜,就想“尝试一下”,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性观念开放,性知识滞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性话题及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2015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大学生的性观念、性心理、性行为虽然趋于开放化,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担忧。西安南郊某高校22岁男研究生小东(化名)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检查,总觉得距离我很遥远。”外表斯文的小东说,他在读研前就比较喜欢男性,“男友”都是经网络认识的,通过QQ聊天,等聊得投缘后就约会,“有四五个,长的交往几个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问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还有人因为自己而感染。



教育宣传的缺位


连年高速度增长的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病例对于学校、对于社会、对于每个家庭都将是一场噩耗。


调查显示,互联网、书本、杂志和跟同龄朋友交流是获取性知识主要途径。其中,不少男生通过互联网、色情材料了解性知识。


传道授业的大学,却忽视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陕西某高校教师刘闻,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说校领导往往对性教育闻之色变、避而不谈。刘闻表示:没有人愿意谈。如果谈的话,可能社会上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学校有问题,会影响学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开展性教育,也仅限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陈子煌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高校开展过讲座,但效果不甚理想。陈子煌说,那些学生都不是自己来的,是学校团委下发命令,每个班要来多少个人,来加学分的。


在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看来,高校防艾教育开展的最大阻碍,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如果大学防艾知识课堂持续“失语”,学生们得不到健康、正确的教育,很可能误入歧途甚至给他人带来伤害。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这些被感染孩子的人生悲剧已经无法再弥补。



较低的自检率和自知率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对暗娼、吸毒人员、“男男”、性病门诊、肾透析、无偿献血、青年学生进行检测。专家介绍,疾控部门主动对这些高危人群检测外,市民还可以享受免费自检,但居民自检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检测55万人次,除了重复检测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愿检测人数还不足10%。“很多人还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侥幸心理。”



正是这种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我国也并不高。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我国估算为54%。


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专家分析说。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我也不敢告诉妈妈,她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


而正在读研究生的吕洋(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在宿舍吃药时不慎被室友发现,他当即被其余三位室友赶出了门外,行李和衣服都被从阳台直接扔下了楼。面对紧闭的宿舍大门,抗议无效的吕洋只得回家居住,开始走读生活。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万一他们赶我出去怎么办?”



对于在高校中日益庞大的这一群体,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认为,高校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普及和加强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为这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们完成学业提供方便。



共同努力,把艾滋病毒逐出校园


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这不是我们只需要思考的时候,而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以实行行动来应对的时候。要将艾滋病毒逐出校园,不能再停留在口号上,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防艾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分内事,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良知,来促进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家长,不要以为孩子考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放任孩子,这其实同样会害了孩子。相反,我们不但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教育,还要不断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安全度过青春危险期。


如果说曾经的失语已经难以弥补,那么今天严峻的现实会倒逼我们行动起来,关心、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还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