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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角度浅析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出柜”境况

淡蓝公益2019-04-27 20:28:47


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出柜”的含义;第二部分基于《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对中国性少数群体在家庭领域存在的种种困境的分析与综述,结合笔者本人的认识与实例论证,概述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出柜”道路上需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第三部分基于报告中对中国性少数群体的未来展望以及针对中国性少数群体当前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结合笔者本人的理解与实例论证,简明地呈现出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出柜”道路上的光明与希望。最后得出结论,从家庭角度来说,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出柜”境况虽仍有艰辛,但前景依然乐观。

  

第一部分:什么是“出柜”

  

在论述本文主要内容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出柜”的概念解释一番。中文“出柜”的说法源自英文“coming out of the closet”,直译为“从秘密的衣柜中走出”。景军、王晨阳和张玉萍指出,当“出柜”用来表达有关性别身份或性取向时,它特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在私人交往空间或公共领域对他者披露自己性取向的行动。结合报告中给出的“性少数群体”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出柜”的简单定义:指性少数群体(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间性人等)在私人交往空间或公共领域对他者披露自己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行动。

  

如果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出柜”其实是指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过程。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一般认为身份认同包含两个过程,即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性少数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指性少数群体对自身属于性少数的身份认同;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指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所展现的身份状态,即不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性少数群体的其他成员和顺性别异性恋者)对性少数一员的身份认识、反馈与认同。性少数群体需要在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之后才能进行社会身份认同,即确定自己是性少数群体一员之后才会向其他社会成员说明自己的性少数身份。虽然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是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不可分割的两个过程,但是笔者认为,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相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个人毕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朱梦云曾指出,个人对自身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中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性少数群体获得社会身份认同,无论是对性少数的身心健康还是全面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认为,“出柜”实质是指性少数群体以自我身份认同为前提进行的社会身份认同过程。有关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中的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卡斯、贝瑞亚当等学者提出的同性恋者身份认同模型,以及李银河的专著《同性恋亚文化》等,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在了解“出柜”的含义和本质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报告主要是基于全国大规模问卷调查所得出的统计结果,分析和综述中国性少数群体进行社会身份认同过程中在家庭、学校、职场、宗教、社会服务、媒体和社会态度等多个领域遇到的问题与障碍,并做出展望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一方面,由于报告涉及的议题和涵盖的领域比较全面,鉴于时间精力以及本文篇幅有限,加之笔者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对同性恋的接受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情况,因此笔者仅对报告中关于家庭领域的论述发表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笔者本人对中国性少数群体中的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知之甚少,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积累和实际调查,所以不敢妄加断言,因而仅对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出柜”问题,结合报告表达一下笔者本人的肤浅之见。

  

第二部分:困难与挑战

  

报告第二章(主要发现)的第二节(性少数所处的社会环境)阐述了性少数群体在日常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在第三节(性少数的生存状况)从生活状况、“出柜”、歧视和制度愿景四个方面简要说明性少数群体的生活环境。本部分将以报告列举的性少数群体的日常环境、生活状况、歧视形式为主线,从家庭角度分析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出柜”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1. 日常环境

  

向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说明子女本人的性少数身份是性少数群体实现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可现实是家庭对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最低。报告称,“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人对性少数的态度为‘不太接受’或‘完全不接受’”,男同性恋者也不例外。周华山认为,中国同性恋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长的不理解或排斥。因此,中国同性恋者在面对是否“出柜”的抉择时会把对家庭责任的考虑放在首位。

  

众所周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讲究“孝道”,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女传宗接代是尽孝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项义务,这给不以延续后代为主要目的男同性恋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李银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远比西方更看重婚姻和家庭的价值,常常以此作为人生成败的标志,因此中国的男同性恋者所承受的结婚压力远高于西方。同时,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常”的子女如果到适婚年龄还未与异性缔结婚姻,父母就会催促自己的孩子尽早选择合适的异性伴侣结婚甚至是逼婚。如果父母收到街坊四邻或亲朋好友发来其子女结婚或生子的喜讯,受“面子”文化的影响,父母的攀比心和妒忌心就会起作用,以至于父母会更加逼迫自己的孩子和异性结婚。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就会极端恼火和不解,不愿承认自己孩子的同性恋者身份,更不愿让熟人和邻居知道。另外,笔者之前也提到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如果一名男同性恋者是家里的独生子,就会比那些不是独生子的男同性恋者面临更大的压力。

  

实例1:(摘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第五章第二节)一位家在农村的大学生说:“奶奶非要我把女朋友带回家,其实我早一口回绝了女友,因为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本村和我同年上大学的一个人早在一年前就把女友带回家去了,而村上一些喜欢用嘴杀人的人这样分析:‘他家穷,没人愿意跟他。’因此,母亲也急。总之,如果让村里人知道我是同性恋者,我会失去家乡的一切……”

  

实例2:(同上)一位同性恋者在给我们的信中谈到对婚姻的矛盾心理:“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就有人跟我提亲,父母也催我,甚至是求我,要我结婚。我的父母都是超过六十的人,他们保守,过着平淡规矩的生活,他们绝不会理解我,我也不敢向他们说出我的秘密。……现在我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从心理上讲,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结婚。我不愿意同自己没兴趣的人生活,却又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借口来推脱。也许我该听父母的话,他们抚养了我,又为我准备好房子、钱,等着我回心转意,同意结婚。我应该为了他们去结婚。那我们的家表面上看就是个幸福的家庭了。可难道这其中的不幸、压抑还要伴我一辈子吗?我真的不甘心。”

  

2. 生活环境

  

前一小节笔者论述了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家庭中面临的困境。迫于这样的窘境,加之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了尽孝,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许多男同性恋者不得不选择进入异性婚姻或选择形式婚姻(“形婚”)。报告数据显示,在已婚的性少数中,84.1%与异性恋配偶结婚,另外有13.2%为“形式婚姻”,2.6%在国外登记同性婚姻。由于报告在“研究对象”中提到,性少数样本在性别构成上以男性为主,因此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男同性恋者的婚姻状况。

  

在中国,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同性恋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结婚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大部分男同性恋者会选择进入异性婚姻或形式婚姻,但无论哪一种婚姻关系都是对父母的欺骗,而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不仅欺骗父母,更欺骗异性恋妻子。其实这也是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应对来自父母和社会压力的权宜之计,他们在其中也是左右为难。如果选择形式婚姻,虽然能瞒住父母,但是男女双方需要不断用谎言来搪塞父母,假如事情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说到底还是既欺骗父母又欺骗自己。如果选择进入异性婚姻,按照李银河的观点,男同性恋者处理婚姻关系的做法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男同性恋者将对妻子的反感压制下去,并抱着对妻子的愧疚感,履行做丈夫的义务和职责;第二种是选择性冷淡的女性作妻子,或在婚后把妻子培养和改造成为能够适应自己状况的人;第三种是不能成功地做到上述两点,沦为婚姻失败者。”无论哪一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利用”异性恋妻子,从道德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尤其在第二种模式,男方会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极大地淡化性的成分,只是履行生儿育女的责任。另外,在这种婚姻关系中,许多男同性恋者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寻求“外遇”,而且异性恋妻子(同妻)中不少人表示曾遭遇过家暴。腾讯新闻曾报道,2015年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600万以上的同妻,超过九成受过家庭暴力,其中38.7%遭受肢体暴力,15%遭受严重家庭暴力,37.6%遭受家庭冷暴力。因此,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对异性恋妻子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因为妻子一直处于被欺骗的状态,感受不到婚姻给她带来的幸福,这会给同妻的人生造成巨大的阴影。

  

实例3:笔者有两位好友A和B,他们既是男同性恋者,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好友A有5年的同性恋史,未向家人“出柜”;好友B有8年的同性恋史,无意中被迫向家人“出柜”。在问及好友A今后的打算时,A表示,自己的父母非常守旧,传统家庭观念非常强,因此不敢跟家人“出柜”,几年之后会找个异性恋女朋友结婚。好友B向我陈述了他被“出柜”的经历,是其母无意中看见B的男朋友发给B的暧昧短信,B母回拨短信显示的电话号码,因而知道了B的同性恋者身份。B的家庭一度陷入悲痛和恐慌之中,B跟笔者回忆自己这段经历时依然心有余悸。在问及B今后的打算时,B也表示会找个异性恋女朋友结婚,而且这也是B父母的命令和要求。

  

实例4:(摘自腾讯图片《活着》栏目)2016年1月27日,山西霍州。王玉梅结婚十五年,育有两子。一次她偶然翻阅丈夫手机聊天记录,发现了丈夫的同志身份。在得知丈夫曾把同性恋人带回家后,她近乎崩溃,为了不让外人到访,王玉梅故意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关于丈夫的性取向,王玉梅告知过亲友,对外却讳莫如深。在家中,夫妻两人形同陌路,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为了孩子的名声,她选择不离婚……她说,等孩子上高中或者上大学之后,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3. 歧视形式

  

报告指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常遭遇不公平对待或歧视,而性少数受访者在家庭中遭遇歧视的发生率最高,为56.1%。此外,性少数受访者在家庭中遭遇歧视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三种:被提醒注意言行或形象,被要求改变着装打扮行为举止以及被家人鼓励、劝诱或胁迫进入异性恋婚姻。报告同时指出,对性少数在语言上的暴力也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形式,而身体暴力等更为严重的歧视情况也时有发生。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报告中列举的性少数群体在家庭中遭遇歧视的形式是否是基于性少数群体“出柜”的前提有待考证,二是报告中在列举性少数受访者在日常环境中遭遇歧视发生率最高的三种形式没有一定的数据支撑。

  

根据笔者以往阅读的相关文献,中国大陆男同性恋者如果向“父母”出柜,除了少数被父母接受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可能遭遇到的歧视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语言暴力,身体暴力,父母劝诱男同性恋者去看心理医生,父母隐瞒自己儿子男同性恋者的身份以防被亲友熟人所知以及鼓励劝诱胁迫进入异性恋婚姻等。无论哪一种形式,从本质上说都是父母不接纳儿子的同性恋者身份。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同性恋现象冲击了中国家长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国父母普遍把同性恋视为对婚姻和家庭的威胁。二是受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影响,父母担心儿子同性恋者身份泄露会遭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歧视,这种现象在农村或县城中更为严重。三是受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般到适婚年龄的男同性恋者其父母的年龄基本上在45–60岁之间,受经济、社会、科技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父母获取同性恋相关信息的渠道不多,对同性恋的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比较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自己儿子的同性恋者身份。此外,李银河与郑宏霞指出,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待同性恋越宽容,而教育程度越低的父母越不宽容,有些父母甚至让自己的同性恋儿子接受心理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无知。四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父母对同性恋子女的接纳与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判断。如果社会成员对待同性恋者不够宽容,保障同性恋法定权益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出于“爱子之心”,父母就会采取上述方式的一种或几种逼迫子女适应社会环境,遵守社会规约以避免子女受到外界不公正的对待,防止子女被社会边缘化等等。

  

实例5:(摘自马源《同性恋者身份压力及应对策略》)一位同性恋者分享了来自父母的困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就跟我妈说了(表明同性恋者身份)。我详细地跟她说了从初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到大学的历程,杜绝她任何把我‘掰直’(变回异性恋)的想法,告诉她这(同性恋)就是天生的。但她还是时不时地打电话跟我说,‘要不要试试跟女孩子交往啊?万一你能够喜欢上女孩子呢?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真的不喜欢女孩子呢?’等等,我有时候真是无奈了,她怎么就是不能接受这个(同性恋)呢,我都跟她说得那么清楚了。”

  

实例6:(摘自《朋友通信》之《读者来信》)一封读者来信的作者更为详细地讲述了对家人公开身份何以难之又难的原因:“我在电话里向姐姐说出埋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个人隐私。后来姐姐告诉了我父母。他们三人都无法接收和理解,尤其是我父母根本就无法接受男同性恋。我父母已经五十多岁,学历不高,他们对我很难接受,觉得我不正常,甚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没有成家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使得他们经常失眠,思想包褓非常重,在熟人和邻居面前抬不起头,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心灵枷锁。只有我成家了,他们才能对我放心,他们肩膀上的担子才能卸下来。”

  

第三部分:光明与希望

  

告指出:“社会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国内的性少数社群及其支持者也在普及关于性少数知识以及争取性少数权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正是由于这些积极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对于中国男同性恋群体来说,尽管其在实现社会身份认同,即“出柜”仍有一定难度与挑战,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男同性恋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不断改善,家庭成员对男同性恋者会更加包容,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也会逐渐关注和支持男同性恋者。因此本部分围绕着家庭内部和家庭以外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结合实例简要阐述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光明与希望。


1. 家庭内部

  

前文中提到,无法获得家人尤其是父母的肯定是性少数群体实现社会认同的一大难关。报告也提到:“一方面,性少数希望能向家人敞开心扉,得到家人的接受;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多重压力。与其他环境下相比,性少数在家庭中完全或部分公开身份的比例最高。但与此同时,家庭中对性少数的不公平对待和歧视的发生率也最高。”在笔者看来,中国性少数群体极其渴望获得家人的认同,这与中国文化重视家庭、孝敬父母的理念不谋而合,因为性少数群体向父母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对自己、对父母、对家庭负责的表现,说明性少数群体重视自己、重视父母、重视家庭,这符合中国家庭文化的理念,否则也不会出现“性少数在家庭中完全或部分公开身份的比例最高”这一现象。以上所述同样适用于男同性恋群体。国内有部分家庭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有些父母不但理解自己的同性恋儿子,接受儿子“出柜”,而且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帮助更多的家长及时更新价值观念,了解同性恋相关资讯,接受其子的同性恋者身份。

  

实例7:2016年1月9日,由淡蓝公益发起的第二届“让爱回家”活动在Blue City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有同性恋亲友会的骄傲爸爸、春风妈妈,北京同志中心志愿者跨性别泛性恋方羽然(然然),以及淡蓝公益负责人陈子煌(憨憨)。四位不但分享了自己“让爱回家”的故事,而且就“出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春风妈妈表示,当开始怀疑自己儿子的性取向时,她主动上网搜索同性恋的相关资料,并说服其爱人,在2013年春风妈妈主动找儿子谈论同性恋问题,帮助儿子“出柜”。活动接近尾声时,一位瞒着儿子独自参加活动的新疆妈妈在听完嘉宾的分享之后勇敢地站了出来,面向Blued直播的镜头向儿子表达了自己的祝福:“妈妈爱你,妈妈永远支持你!”

  

实例8:(摘自《清远日报》)吴幼坚,中国首个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因其是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而闻名。2004年,其子郑远涛成为中国首位向媒体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2005年,吴幼坚成为首位站出来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2008年广州成立中国首个同性恋亲友会,同年8月29日开通首条同性恋亲友会热线电话,吴幼坚任会长,并负责热线电话的接听。吴幼坚表示,无论男孩子女孩子,左撇子右撇子,同性恋异性恋,在她心里他们都是——孩子。

  

2. 家庭以外的社会环境

  

家庭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的开放程度对家庭成员是否接受性少数群体有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也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一方面,报告指出:“这次调查中,对性少数的去病理化认知在本次调查的对象中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同时,对性少数的气质偏见也比较少见……社会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变迁特征,年轻人各个层面的观念都更为进步。随着代际更替,相信整个社会对性少数的观念和态度也会逐渐变得更加友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对性少数还有很大的建构空间……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报告也基于中国性少数群体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和政策措施,为中国性少数权益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男同性恋群体来说,获得社会层面的关注、尊重、理解与支持,不但能够减轻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家庭关系的纠结,也能为自身的全面发展助一臂之力。

  

实例9:2016年5月17日,备受媒体关注的全国“同性婚姻登记第一案”原告孙文麟和其同性恋人胡明亮在长沙举行婚礼,Blued和网易进行了全程直播。孙文麟表示,“我们策划了‘100场同性婚礼接力’的活动,想让更多的同性伴侣能够站出来公开举办婚礼,为争取平等献一份力量。”2016年4月13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同性婚姻登记第一案”,孙文麟和胡明亮以败诉告终。有专家表示,这起案件能引起公开讨论已经是进步了,起码说明同性恋群体的婚姻诉求已经不是一个需要隐晦、避讳的事实。

  

实例10:2016年5月4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与大家共同探讨当下网络时代青年人群的婚恋现状。节目最后白岩松表示:“可能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只讲男女连上爱,只是男女吗?当然不只是男女,这么用只是一种泛指,祝愿有情人都能连上爱。”节目播出后,同为央视主持人的徐卓阳在微博上表示:“……这个出其不意的升华是今日新闻里的最大惊喜。在这个平台发出这样温和而有力的声音,是很多人的理想。”

  

实例11:2015年7月11日,由爱奇艺视频制作的网络辩论节目《奇葩说》第二季推出了一期话题为“该不该向父母‘出柜’”的辩论赛,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热论。在该期节目里,正反两方辩手根据自己的立场表达了当下在中国同性恋者“出柜”所面临的境况。支持“出柜”的辩手认为要对自己真实、对父母真实,不向父母“出柜”会招致更多的麻烦,让父母知道即便是同性恋,他们的子女也可以活得很好,等等。不支持“出柜”辩手认为子女要为父母考虑来保护父母,宁愿欺骗父母也不愿让父母担惊受怕,而且指出社会条件不具备时“出柜”风险很大,等等。最后嘉宾蔡康永、金星和高晓松分别根据自己的经历表达观点。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邀请知名人士和辩手,专门探讨同性恋话题并引起广泛关注的节目。

  

总结

  

在简要阐述“出柜”的定义、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出柜”面临的挑战和希望之后,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男同性恋群体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中为实现社会身份认同还会遭遇一系列的挫折和困难,在争取和维护法定权益事业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环境的包容性不断增强,社会成员(包括同性恋者)必将重视包括男同性恋者在内的性少数群体。正如李银河所言:“同性恋现象再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社会的视野之外,中国人迟早要对它做出自己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快加深,伴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境况也不断改善,主要表现在:人口自由迁徙政策方便同性恋者聚居在同性恋认可程度较高的城市;同性恋的去罪化和去病化保障了同性恋者的人身自由;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引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迫使广大同性恋者及其父母开始重新审视同性恋问题;实施市场经济政策为开办同性恋者聚会场所铺平了道路;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和言论自由的舆论环境为建立同性恋社交媒体扫清了障碍;互联网产业井喷式的发展方便同性恋者获得全球最新资讯,拓宽交友渠道,开展维权活动等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多,男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对男同性恋者的态度发生积极转变,正如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牟红女士代表政府表态指出:“在中国,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变得比过去更为进步。”

  

综上所述,从家庭角度来看,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在“出柜”道路上虽仍有困难与挫折,但随着中国父母家庭观念不断更新,中国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加强,在家庭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前景仍比较乐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男同性恋者需要团结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和外部力量的推动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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